讨薪的法定程序比较复杂，其威性很多时候不如领导的一句话

年底，各种荒诞离奇的农民工讨薪秀又如期上演。或许有人很是不解：为何不能通过正规而体面的途径解决欠薪问题？请看央视报道：一份来自相关机构的《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》显示，为索要不足1000块钱的工资，完成所有法定程序，农民工维权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，胜诉后还未必能拿到钱。因此很多农民工宁愿选择社会性的讨薪。

　　跳桥、裸奔、拜神、挖坑自埋……这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农民工讨薪秀，便是所谓的“社会性讨薪”。这些“行为艺术”，既丰富了媒体镜头，又令人心酸落泪。他们丢弃尊严，无非是想拿到自己应得的血汗钱。不是这些农民工不懂法，活生生的现实说不定让他们非常懂法——讨薪是关乎他们养家糊口的头等大事，还有谁比他们更熟悉讨薪的过程？

　　通过法定程序索要1000元付出920元的代价，是讨薪农民工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训。但实际上，比这更高的代价也并不鲜见。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讨薪案例，来自上个月下旬的一篇新闻报道：新疆察布查尔县一农民工奔波27年，直到58岁才讨回因修建一所小学而拖欠的5000多元工程款。当年与他一同讨薪的伙伴早已去世；他自己也从青丝变成了白发。欠薪者不是别人，是县教育局和建设局。而最终帮他解决欠薪问题的，是现任县委书记。

　　讨薪的法定程序比较复杂，其威性很多时候不如领导的一句话。前两天，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帮农民工讨账，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再次证明权力更管用。我们能就此指责张立勇不懂法吗？当然不能，也许张立勇和那些农民工一样，太懂得现行法律所存在的一些弊端，而不得不采取不正规也不体面的方式维权。

　　农民工讨薪代价之高，实际上反证了欠薪者赖账成本之低。说起来，企业或包工头拖欠工资，几乎没什么风险。他们的思维逻辑其实非常简单：能拖则拖，拖不过去就把钱付了。而即使欠薪者最终付了款，他们仍是受益者——巨额工资即使存在银行也能产生回报。比较而言，持这种思维逻辑的欠薪者还算善良。真正无良的欠薪者，动辄指使保安殴打、恐吓讨薪者。这些暴力欠薪者，也几乎不存在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——要么让打手顶罪，要么找关系罩着。前不久，湖南一名纪委干部公开指责长沙县领导帮欠薪者对付讨薪农民工，或许能说明点什么。

　　降低农民工讨薪门槛和成本，是很早就有的呼声，许多地方也的确在想办法并付诸行动。但在执行过程中，还是存在“肠梗阻”现象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急需一部全国性的法规来保护讨薪者的利益，同时还必须提高欠薪者的违法成本，让他们不敢欠薪。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虽设置了“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”，但达到入罪的条件，必须欠薪“数额较大”。这个弹性太大了。而且该罪名实施半年多来，除了广东最近判了一例，在其他地方基本仍处于“搁置”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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