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项规定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成文规定

吃的革命

■策划/本刊编辑部

■执行/杨敏 徐浩程 贺海峰

策划人语

岁末年初，一场“吃的革命”自上而下推开。

这个变革的起点是12月4日。12月4日，“八项规定”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成文规定。此后中央高层考察时的“四菜一汤”标准配备、各地越来越细的落实详规、全社会厉行节约的号召……让“怎么吃”，成了基层官员必须仔细掂量的事情。

吃饭在中国绝非小事。饭局的重点在“局”，而非“饭”，书市上那些层出不穷、畅销不衰的“饭局”规则书足见一斑。

在高层强力带动下，基层“饭局”确有变化，也很明显，“四菜一汤”重回餐桌，但中国官场传统的饭局文化，离“破局”之日尚远。

从上行下效的政策传导，到制度约束，到文化重塑，路漫漫，其修远兮。

饭局之变

■ 本刊记者 杨 敏

“现在总算有双休日了”，王伟昆3年前考上公务员，现在中部某省会城市下辖郊县乡镇担任党政办副主任。

去年这时，正是他和同事最忙碌的时候。“天天接待好几场，连轴转，周末也回不了家”。但是，今年春节前却成了他所在的乡镇最空闲的时候。

年终评比项目归并了，县直部门不来检查了，接待少了，自然吃喝任务轻了。王伟昆坦言，“还真有点不习惯”。

这些变化，都是中央八项规定、六项禁令在基层落地后带来的传导效应。从2012年12月4日至今的50天时间里，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一个文件的38天里程

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。千头万绪，落点都在乡镇。作为中国政权的神经末梢，乡镇也是考量中央此番八项规定、六项禁令政策落地最好的视角。

对乡镇来说，“忙年”是多年延续下来的老传统。每年12月到春节前这段时间，乡镇一级常常忙得人仰马翻，乡镇接待也如流水宴，一席又一席。

王伟昆回忆，“去年最忙的一次，有一天来了三个部门年终检查，会议室都不够用了，有一批人还被带到乡政府老办公楼，临时打扫出一间。到了晚上，乡镇食堂搞接待，7个包间全部满员，还拼了桌才坐得下”。

王伟昆将乡镇接待对象归纳为三类：

一是调研考察的。上级领导到乡镇调研往往遇到层层加码的问题，比如一个市级领导到一个乡镇考察，县、乡镇的主要领导都会陪同，加上相关工作人员，动辄二三十个人。

二是检查督办的。乡镇就是个“针鼻子”，县级所有部门在乡镇都有对接点。一到年关，巡视组、检查团、督导组林林总总、轮番上阵，不堪重负。

三是业务交流的。“在我看来，有些所谓的考察、交流其实就是个幌子。但是，来了都是客，不能不接待，我们搞接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很无奈”，王伟昆说。

2013年元月，王伟昆所在县的年终考核开始“变脸”，规定非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各部门不允许下乡考核。

“以往各个主管的部门都要到乡镇去考核，今年改成集中统一考核，各个乡镇把年终的材料统一报到县里面，县里再分成不同的组集中考核。”王伟昆介绍。

其他乡镇的情况如何？

1月22日，《决策》记者走访了处于两省交界的另一个乡镇。乡镇党委书记王民听说记者来意，拿出了县纪委转发省纪委关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、六项禁令一个文件。

“省纪委签发日期是12月31日，县纪委签发日期是1月10号，我收到是1月11号”，王民说。

12月4日到1月11日，38天时间。在信息通达的今天，乡镇所感受到的变化，已经在文件正式抵达前悄然发生。

王民提及的一个变化，是不久前接待一位对口联系乡镇的市委常委。“领导下来检查工作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作陪，县委书记、一位常委，还有我自己。”

如果换作以往，乡镇一级接待市领导，动静会大很多，阵容也会大很多。“中午非常简单的工作餐，5个人4道菜，一个高档菜都没给点。”王民说。

一直不喜烟酒的王民，在县直部门工作过20多年，在同事眼中，他是个典型的学者型官员。“这次八项规定、六项禁令背后的意义非常深远。基层干部是真心欢迎，关键还是要持续下去。”

谈及作风之变，王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效益不容忽视。一是接待精简带来的经济效益。“以往公务接待，一顿饭至少两三千，现在几百元就可以了，这是实打实的节俭”。

二是提高了行政效能。“以往上级部门到乡镇指导工作，本来一个小时就办完事了，但是乡镇一挽留，喝茶打牌等开席，往往就要耽误很长时间”。

三是隐形的社会效益。“乡镇干部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公务员群体，精简接待，多务实少应酬，这种转变老百姓是看得最真切的”，王民说。

“吃饭”成了敏感词

如果从县乡往上，省市一级，又有何新变化？

2月27日中午，一位省直单位的处长，参加一项评审会刚刚结束。主办方见他拎包欲走，连忙挽留，“现在，吃饭太敏感了”，这位处长毫不犹豫离开了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政府单位负责搞接待的同志都感叹，即使到了“饭点”，客也很难留住。

当下政治语境中，“吃饭”两个字意味复杂，一时成了敏感词。《决策》记者尝试邀约省直机关几位相熟的朋友出来小坐，大家几乎异口同声，“有事说事，吃饭免谈”。

吃的革命，集中体现在地方“两会”上，各地不约而同，纷纷践行节俭风，从“排场两会”到“素颜两会”，就餐环节更是从桌餐改自助，减少菜品种类，不上酒水。

而各地简化接待，也多从管住“口”做起。贵州出台规定，省委常委、副省长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到乡(镇)、村调研用餐必须一律自带干粮、方便面等，不给基层添负担。河南也明确规定省委常委、副省长杜绝无实质性任务、照顾性出访；工作用餐原则上安排自助餐，一律不超过4个品种菜肴，一律不上酒。

春节前夕，也正是往年各省会城市高档餐饮的淘金旺季，现在却门庭冷落、鞍马稀少。

以杭州为例，一位饭店销售部工作人员说，团拜会从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预定了，但这半个月以来，政府机关的团拜会开始陆续取消，只剩下一些企业仍然有预定，有的酒店因此营业额比去年同期跌了六七成。

不仅仅是杭州，各省会城市主打公务接待的高档酒店，在今年春节前普遍遭遇寒流。《决策》记者通过多渠道获知，各省直单位的年终联谊活动纷纷取消，春节长假前的单位聚餐老惯例，也已骤停。

“弱爆了，弱爆了”，一位客户经理埋怨，临近“盛放”季节，大客户们突然全线撤退，一些酒店面对政府退单潮，都在谋划转型。“下阶段，我们会更多地抓企业市场，推出更多适合企业消费需要的产品。”这位经理说。

2月29日傍晚5点多钟，《决策》记者尝试在合肥两家知名酒店电话订餐，当晚12人以上大包厢，均可订到。换做以往，只有提前2天电话预约才可以。

可见，餐饮业“公务饭局”在节前的萧瑟，并非传闻。

一位业内人士称，“有些酒店，把赌注压在跟政府的关系上，养了一大群的客户经理去攻大客户，甚至触角延伸到市县一级”，公关政府大客户，一直是某知名酒店的营销策略，押宝在公务接待的酒店，势必是这场寒流中最大的输家。

但是，那些客源结构合理，面向大众餐饮的中档酒店，仍然车马喧闹。一位连锁餐饮企业老总提及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，就非常具有典型性。这家企业在省会某繁华地段新开了一家酒店，原本希望能够挤进政府的公务接待定点，但是未能得偿所愿。

“我不擅长搞关系，这也是我的企业一直坚持中档定位、大众路线的根本原因。现在看来，我是因祸得福了”。

餐饮链条上的高端白酒市场，也因此收到了冲击。曾经风光的高端白酒市场影响尤甚。江苏苏酒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学谦介绍，相关规定对市场的影响不断“发酵”，白酒业首当其冲，影响很大。江苏多个县相继公布了地方版“禁酒令”，预计节后公务消费比往年会大幅缩减，高端白酒也随之进入“寒冬”。

最怕一阵风

“说实话，我也不愿意天天有应酬。这几年真的是吃坏了身体，喝坏了胃”。某省直机关处长何晟怀坦言，每到年终，下面一些单位的邀请就接二连三，“推托的话会说我失礼、不给面子。有时也真的是无奈。”

何晟怀深有感触地说，“白天围着轮子转，晚上围着桌子转”的机关干部，对此番六项禁令都是打心底里欢迎的，“这是很好的开端，最怕的就是一阵风”。

八项规定、六项禁令出台50余天时间，产生了实质性的传递效应，上行下效所形成的氛围，更多的是靠一种遵守规定的默契。

“以往每到年底，各级纪委都会出台相关禁令，但是执行的都不是太好。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，还是上面先做出了样子”，一位接受《决策》记者采访的乡镇党政办主任说。

诚然，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文化中，揣摩上意、投其所好，上行而下效之，更多的靠一种默契，而非制度性的约束。因此，这种默契，随时会因为环境因子变化而失效。

最近，被卷入舆论漩涡的郑州凤凰台警务区民警团拜聚餐，扣押暗访记者事件，成为八项规定出台以来，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。更有媒体报道，年底公款吃喝转入地下进行，单位内部餐厅和驻京办，成为公款接待新的庇护地。

由此可见，上行下效，只能起到旗帜鲜明的倡导风气之效，真正的作风转变，还需要制度性约束。

而制度性约束尤须对症下药，因此，首先需要明晰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为什么此前多年禁令，总是管不了一张“饭桌”？公务接待奢靡风为何久禁不绝？

专家指出，公务接待的奢侈浪费之风流行原因有三。一是因为在行政配置中，权力过于集中，下级部门为了获取支援和利益，不惜超越政策底线，以美酒珍肴取悦于领导；二是因为某些部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透明度低，缺少监管；三是政府预算约束软化，为一些部门的铺张浪费打开方便之门。

简言之，如果真要刹住公款吃喝风气，需要的是治源头、抓过程、限权力。

一位餐饮企业老总从他的视角，也给出了独到见解，“现在中央的政策没问题，但媒体导向有问题。六项禁令的本意是严禁公款浪费奢靡，吃喝只是浮在表面的事。严抓公款浪费奢靡的根子是政府预算公开、政府支出公开，而不是到饭店酒楼去抓拍”。

此言不虚，酒店抓拍，只是一种借助媒体监督实现管理的一种反馈控制，而在抓源头的前馈控制，抓中间的过程控制都有着力点，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“试想，如果预算公开做得好，公务接待经费真正能够经得起晒，经得起挑刺，经得起质询，那样才会有一种内生的倒逼机制，政府才能捂紧钱袋子，吃喝上才会精打细算”。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学者分析说。

也有人从传统文化的视角，对“六项禁令”能否长时效的令行禁止，表达出担忧之情。改变官场风气不是一日之功，官场中人也有人认同，“酒场就是战场，酒风就是作风，酒量就是胆量，酒瓶就是水平”。

一直以来，“酒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，酒场往往成为官员历练的重要场所，酒场应对能否自如，成为这些官员是否老练的重要标志。

“官场酒文化的颠覆，需要的是文火慢炖，慢慢疏导，疾风暴雨、运动式的治理往往起不到很好的功效，早几年，多地推出禁酒令，现在看来，执行效果也很难衡量”。一位专家分析说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此次“禁令”如山，能否行之将远，确需更多制度保障。(应受访对象要求，本文提及姓名均为化名)

【声音】

“每年年底，我们办公室的事情最多，举办各项活动、年终考评，随便一件事少不了办公室的参与。团拜宴请是领导最重视的工作之一，发请帖、联系场地、组织大家表演节目，搞得人人压力都很大。真的开吃了，大家光顾着敬酒、说话，往往每桌最后都会剩下很多菜，实在是浪费。索性取消了，大家安心工作，更实在。”

——小张

办公室秘书

“上级或是兄弟单位来人，吃饭时一定要在桌陪同，这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。从心底里讲，我非常排斥各类形式主义的饭局。但是，这种话很难说出口。”

——陈宏

某经济强镇副镇长

“现在还没有下猛药，还是潜移默化的。过去中办每年年底都会下相关的文件，纪委还有很多不准的文件。其实关键还是要看怎么做，关键在于执行。”

——王民

某镇党委书记

■本刊记者 徐浩程

“总不能因为吃一顿饭，就把他免职吧？！”1月21日，面对越来越详细的“八项规定”，中部某镇党委书记王民掂量着最严厉的结果。

在此前后近一个小时里，王民接了两个饭局的电话，还有数位下属过来请示晚上接待的安排。他一一推辞了。

同一天，数千里外的海南省琼中县，该县财政局被海南省纪委专项检查组查出，三顿饭吃掉了1.5万元。7天之后，该局长被免职。

用《人民日报》的话说，“未来一段时间将是中国官员们的‘高危期’，不仅腐败将遭遇‘严打’，道德失范行为也会对官员前途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……不合格的官员将被淘汰，做不到与时俱进的官员也将出局。”

也有官员在网络上吐槽，称“疯子才想吃公宴”，“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，喝得老婆分床睡”。

一边是沉淀多年的官场饭局文化、圈子文化、权力结构，一边是越来越差的身体、越来越严的规章；一边是悬崖，一边是坚壁，基层官员挣扎在夹缝之中。没有治本之策，他们只能继续游走在饭局的漩涡中，五味杂陈。

矛盾的统一体

王民2010年从县直部门调任镇党委书记。该镇是县里的工业大镇。从部门领导到一镇主官，高升的王民，在谈及接待的语境下，仍不禁自嘲一下自己“眼皮浅”，看得不长远。

“‘八项规定’中的鲜花、红地毯等，乡镇没有或者很少用，最多的就是接待。”可对于酒量本来就不大的他来说，接待、应酬、饭局是一个不小负担。

“我现在的血压，就是到乡镇之后升上去的。夏天还好，冬天两场酒一喝，血压就直往上蹿。”王民称。

这样的例子在基层不少。且不论最近爆出来的内蒙古某县官员一天早上吃四顿早餐，晚上泡八次澡，此类比较极端的案例，每一位基层官员，对于应酬、饭局都有自己的“一肚子苦水”。

“其实我们陪得也很恼火，有的领导喜欢喝酒，你要是没陪到位，他不高兴；有的领导不喝酒，但是我们总得表达感情啊，还是要敬几杯。”一位乡镇干部说，“这种应酬酒哪个想天天喝嘛。”

“没想到副乡长就是个酒囊饭袋，陪吃陪喝比工作还累……酒桌上要硬着头皮抢着喝，替了书记替乡长，酒一个劲儿地往肚子里灌，宴席结束还要送人。一天下来筋疲力尽，肚子里除了酒精没有别的，实在受不了。”山东某镇副镇长由于饮酒过度肠胃出了问题，躺在病床上甚是懊恼。

据相关媒体调查，73.4%的人都感叹自己患上了“饭局焦虑症”。通常遇到饭局，能推则推，能躲则躲。仅有9%的人，对饭局有兴趣，只要有人请，就积极去参加。

焦虑之外，还有对现实的顺应。

基层官员说，“总会有几场推脱不掉的饭局。”王民当天推掉、躲过了大部分的接待，但当晚还是有两场饭局等着他。

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《闲话中国人》一书中劈头就来这么一句：“有人说，中国文化是吃饭吃出来的，西方文化是做爱做出来的。”不确定这个说法是否经得起考究与验证，但如此生动的表述却蕴涵了大学问：吃，对中国人来说，是一件天大的事。

这还只是面子的原因，更有里子的原因。

“上面来的都是领导，更不要说他们手里面有资源。不仅我们乡镇，下面的各村也都要向上面争取资金。”所以，王民称，饭有时候不得不吃，“请人吃饭才能多争取点资源、多搞点钱。”

当地一方势力，我们很多工作还得依靠他们。”一位乡镇干部告诉《决策》。

如此，乡镇在头痛与顺应之中，就被推到接待的最前沿，也形成了众多尴尬的场景：一边推杯换盏、宾主尽欢，一边谈着接待之痛、发着满腹牢骚。

而在“四菜一汤”清规的压力下，乡镇的饭局从品种繁多的土菜变成了四个火锅，更有甚者“四菜”变成了“四个大盘，可每个盘中都放有数个小盘。”

变形的“四菜一汤”，与其说是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的投机取巧，不如说是基层官员，面对饭局矛盾心态的现实写照。

被改变的性格

基层饭局，主宾尽可以在期待与头痛中寻着各自的心理平衡，此外的陪客呢？

“上面来人了，分管领导肯定要出席，党政一把手是否需要出席，得看安排。这是饭局两个主要角色，此外还需要陪客——与来人熟悉的乡镇相关办公室人员，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几位在饭局中活跃的人。”某镇党政办副主任王伟昆告诉《决策》，这个角色一般非党政办主任莫属。

在他看来，党政办主任是乡镇大部分接待中重要的“陪客”，“如果主任或副主任去敬酒，书记一介绍说‘这是我们党政办主任’，来人会多喝一点。如果介绍说是党政办秘书，来人可能就沾一下嘴唇。分量不一样。”

此外，一个饭局就是一个临时的圈子，一个临时的沟通和交际平台——有些事确实在办公室或会议室谈不开，餐桌就成了沟通和交际平台，这个时候，点菜就成了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，多少人点多少菜，一两道好菜压阵，再配几道菜肴，不太奢华不太寒酸。

而这个平台的搭建者也是党政办主任，需要他们“掌握好整个饭局的节奏，什么时候细水长流，什么时候高潮迭起，有时还得领会领导的意图。”王伟昆称。

也正因如此，在饭局中，党政办主任绝不轻松，感受也另有滋味。

2010年，王伟昆从省城进入乡镇党政办工作，坚持了一年没有喝酒。“本来党政办工作就繁忙，一天工作下来还得应酬接待，长了都吃不消。而且刚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认识，一上酒桌就感觉很无聊。”

但一年后，王伟昆升任党政办副主任，还是不得不“硬着头皮顶上去”。如今，在饭局中，他已经有“相对轻松一些了”的感觉。

从不适应，到“硬着头皮”，再到“相对轻松”，王伟昆用了两年完成转变。

与王伟昆经历相似的是另一位乡镇党政办主任秦玉。

2009年底，秦玉调任镇党政办副主任，安排第一场饭局时的惶恐心理，让她在谈及此事时，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分。

虽然当时接待的只是县里的领导，但在她看来，已经是“大领导”了。“好紧张，不知道怎么站，也不知道怎么坐。唯一的感觉就是自己不规范。”

负责提前安排饭菜的秦玉，“既不知道该上什么酒，也不知道点的菜是否合领导的口味。”为此，当晚她一口饭也没有吃，“就是观察领导是否满意，是否有其他需要”，整个心思都在饭局上面。

此后，秦玉养成了在接待时不吃饭或少吃饭的习惯，“我比服务员更专注一些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别人身上。一年内我体重轻了13斤。”

一年后，秦玉才慢慢适应过来。

虽然再回顾这段经历，秦玉唏嘘一笑，称“哎，现在我觉得不需要那样。现在就比较轻松了，有些东西，搞不搞得好，别人并不会太在意，也不会太计较。”

但她还是明显感觉了自己身上的变化，“把我变过来了，我感觉到是对我性格的一种改变。”

困局何解

基层饭局已经成为一种惯性，在其中的基层官员，少有不被其改变者。2012年底，中共中央的“八项规定”以及“四菜一汤”的清规，试图扭转这种惯性。

2013年1月21日，海南省琼中县财政局公款消费刚被媒体暴露。28日，该财政局局长王群成为因公款接待而被免职的第一个人。

而1月29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也发出通知指出，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狠刹浪费之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，采取有力措施。各级领导干部，都要率先垂范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，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，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。

“公款吃喝入罪”之声再起。

2009年，岱山县高亭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傅平洪侵吞单位公款44万余元，其中有32万余元用于支付个人餐费等开支，而被浙江舟山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。一时舆论哗然，叫好之声迭起，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将公款吃喝定为贪污罪的案例。

虽然浙江舟山法院立即出面解释称，“公款吃喝并不是法院认定贪污罪的原因，只是被告人交代的其所贪污赃款的去向，不影响定罪量刑。”但“公款吃喝领刑”、“公款吃喝按贪污罪重判”、“公款吃喝入罪”之声四起，一如现在。

那么，如果公款吃喝真的入罪呢？

“单兵突进的话，最尴尬的还是基层官员。”一位基层官员告诉《决策》。他提醒记者，在琼中县财政局的案例中，只见接待者，未见被接待者。如果公款吃喝入罪，那么在基层官员在面对饭局时，除了矛盾之外，还会新增害怕。

害怕是因为处罚虽然加码，但饭局存在的环境、基础没有改变。正如西部一位市委秘书长称。“大量事实证明，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，其对外开放、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，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，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，经济发展也就较快。”

王民虽然不胜酒局，但掂量完最严厉的结果后，还是建议“慢慢来，不能一刀切”，在新规面前“有些人自觉，有些人不自觉，需要有一个慢慢影响的过程，有一个过渡。”(应受访对象要求，本文提及姓名均为化名)

饭局历史学

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饭局，莫过于两千余年前的那场“鸿门宴”，但觥筹交错背后暗藏的玄机、杀机却未必是中国饭局传统的常态。孟尝君广招门客，对于那些投奔自己而来的侠士，无论贵贱都与自己吃一样的馔品。而战国四君子，门下笼络了食客三千，每日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饭局开张——中国最早的圈子文化，就这样诞生在夜夜笙歌不绝的饭局之中。

饭局政治学

宋太祖在公元961年，安排酒宴，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、王审琦等饮酒，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，歌儿舞女以终天年，从而以饭局为契机，轻松解除了重臣的兵权。

饭局社会学

香港大食客蔡澜先生，在“吃的讲义”里说，吃的文化，是交朋友最好的武器，你和宁波人谈起蟮糊、黄泥螺、臭冬瓜，他们大为兴奋。你和海外的香港人讲到云吞面，他们一定知道哪一档最好吃。

饭局文化学

在《礼记·礼运》里有这么一说，“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”，说的就是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始于饮食活动之源。金庸武侠小说出了菜谱，红楼也出了菜谱，几时能将袁枚《随园诗话》里隐藏的食谱也发掘出来？

■ 本刊记者 贺海峰

1月4日，贵州出台规定，要求省委常委、副省长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到乡(镇)、村调研时一律自带干粮、方便面，不给基层增加负担。其中，专门提到“不得接受宴请，不上高档菜肴，以当地家常菜为主”。

这项“要求很高”的新规定，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。有评论称，此举“品”出了基层的苦涩与无奈，是党的优良传统的一种回归。

早在革命时期，歌谣“苏区干部好作风，自带干粮去办公”，曾经唱遍四方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干部下村驻点自备粮票，一日三餐自掏腰包，可谓司空见惯。然而，据不完全统计，1989年中国公款吃喝开支仅为370亿元，1994年达到1000亿元，2010年突破一万亿元。有人戏称，“跑赢了GDP”。

迄今为止，中央禁止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发了上百个，各级党政部门发布的禁令更是不计其数。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公款吃喝之风却是愈演愈烈，无人敢破、无人能破。

基层饭局，走过了怎样的治乱循环？

“解决群众肚子里的油水问题”

198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，牛群、李立山的经典相声《巧立名目》，对公款吃喝现象进行了辛辣嘲讽。

相声讲述了一个科长、三个秘书巧立名目公款吃喝的故事。秘书“牛群”向科长提议：“科长，大伙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，咱能不能出去吃顿烤鸭。”科长欣然应允，并向上级打了报告，“为了纪念俄国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9周年，举行隆重纪念活动”。四人吃了10只烤鸭，加上好酒，合计390元。

酒饱饭足，秘书高兴地说：“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、活泼、新颖、实惠，看得见，闻得着，有嚼头，有回味，下次活动还想参加。”在受到上级查处后，科长不以为意，反而振振有词：“现在干部制度改革，大家不投我的票，我就无法当领导。”

显然，当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，肉禽蛋奶供应慢慢充裕，公款吃喝更多体现在“干部解馋”、“笼络人心”的层面。毕竟大家过去经常吃不好，甚至吃不饱，如今官员公款吃喝，从国家的角度多少有些“补偿过去被亏欠几十年”的心理，对于这种腐败现象表现出一定容忍度。

1980年代，柯云路的小说《新星》，对基层饭局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。年轻有为、抱负远大的李向南，到落后的农村担任县委书记。新官上任，他来到电业局，发现小食堂里正在举行一场宴会。原来，为了接待地区电力局的一位处长，县局30多名职工全体出动，陪同客人大吃大喝、嘻嘻闹闹。见到县委书记不期而至，县供电局书记十分激动，热情邀请李向南一起喝两杯：“李书记呀，你可得与民同乐啊！”说罢哈哈大笑。孰料，李向南扫视了一下众人，带点讽刺地问道：“知道犯了什么党纪国法了吗？”

此前，在全县干部大会上，他曾要求干部不该大吃大喝、铺张浪费，电业局显然违反了命令。李向南于是召集各局干部100多人到食堂开现场会，指着四张杯盘狼藉的圆桌，怒斥道：“一个客人，有两个陪客足够了。你们这些科长、干部，平常也是吃喝惯了、拿惯了的。我这样说你们冤枉吗？”结果没人吭气。除了要求他们自付酒席钱，李向南还责令县供电局党委成员、局长，扣发三个月工资；一般干部，每人扣发一个月工资。此外，他还宣布将在全县启动整党试点，并把县供电局作为试点单位之一。

在现实生活中，对公款吃喝保持抗拒的官员，同样不乏其人。最著名的当属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，正是他倡导了影响深远的“四菜一汤”工作餐。据说，有一次他出席一项活动，发现现场摆了几十桌的酒席，全场嘉宾都在等他抵场。此时，朱镕基要求秘书在大宴会厅旁放一张小桌，给他上“四菜一汤”。可以想像，当时现场的官员是何等难堪。

尽管如此，“四菜一汤”仍然没有遏制住吃喝风。那些吃顺了嘴的官员还是能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，鱼翅、燕窝都算作“菜”，大盘子里边装小盘，的确煞费苦心。

“吃喝白条”与“惟上是从”

1990年代，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之后，基层财政愈益捉襟见肘。一些公务人员随意欠下“吃喝白条”，更是引起公愤。

1987年，中部某镇的刘杰，在镇上开了一家“刘杰饭店”。因其出色的手艺，饭店生意异常红火，当地的镇政府将其作为定点饭店。政府机关照顾生意当然难得，但令刘杰始料未及的是，镇政府自1995年开始便出现欠款现象，到1999年后更是一分钱未付，使得欠款总额达到17.7万元，并直接导致饭店无法经营下去而倒闭。

经过长期讨要，2005年，刘杰终于拿到镇政府的一份还款计划：暂定每年还1000元。“照这样的还法，还清17万需要170年！”刘杰一怒之下，将镇政府告上法庭。但没想到的是，镇政府却暗地里搜集了一些收条，倒打一耙，扬言刘杰欠镇政府15.4万元。

显然，这在基层远非孤案。更有甚者，直接鱼肉百姓。

1999年，李昌平调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，他的一位老同学告诉他，自己上一年种了30亩地，倒贴了2000多元。排渍的时候，要把电管员请到村里，杀鸡、宰鸭、买鱼买肉、好酒好茶款待，否则绝不送电。“老百姓的庄稼被淹，当官的和管电的却划拳饮酒，不慌不忙……我真想杀人啊！”

然而，对于“上面”的人，基层政府必须好生招待，而不敢有半点轻慢。尽管在抱怨迎来送往、公款吃喝的麻烦，但所有地方官员都会毫不犹豫把精力投入到这个方面。

并且，权力越大、位置越重，吃喝应酬往往也就越多，并演化出了“转场”“跑片”等怪现象：在同一中午或晚上，官员转战多个酒场。官场所谓的长袖善舞、八面玲珑、左右逢源乃至滴水不漏等，无一不与这种官场应酬有关。

原因何在？不仅在于其具有公务接待的合理内核，还在于其承载着众多的官场功能。酒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公款吃喝，不仅关乎一些官员的工作、利益、晋升以及交流媒介等官场要事，是官场各种环节的重要一环，是官场各种链条的枢纽所在。

一位局长曾去省城一部门跑项目。经过努力，省城领导终于答应批给一个100万元的项目。当晚，局长在省城一酒店宴请省城领导，以示感谢。酒过数巡，那位省城领导一连倒了满满10杯白酒，硬着舌头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这次这个项目是100万元，现在桌上一共10杯酒。喝多少杯给多少钱，少喝一杯就少给10万元。”局长只好一饮而尽。10杯酒下肚，局长一头栽在地上，顿时不省人事，直接被送进了医院。

正如一则民谚所言：“领导干部不喝酒，一个朋友也没有；中层干部不喝酒，一点信息也没有；基层干部不喝酒，一点希望也没有；纪检干部不喝酒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”

市委书记稀里糊涂醉了

“现在再叫我去当市委书记，坚决不去，最怕的就是喝酒。有些人当了一任市委书记，基本上就倒了。”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张传林坦言，喝酒场面之惨烈，不亚于三大战役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“主攻工业”成为市县政府的共同选择，“招商引资”成为压倒一切的“一号工程”。各地敞开胸怀拥抱客商，甚至穷尽一切办法吸引客商、争夺客商。

2007年，时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到南京考察一个大项目。在吃饭时，客商突然提出喝酒，并径自向装葡萄酒的大杯倒了满满一杯白酒，说：“就这样喝！”张新实硬着头皮，一仰脖子把一大杯白酒一口干掉。

“喝，不胜酒力；不喝，就是对项目没有信心。关键时刻，只有冲上去，一切为了大项目，为了大项目一切！”张新实回忆说，结果稀里糊涂醉了，第二天上午吐了几次，难受得翻江倒海。

2008年春节过后，宿迁市县区招商小分队全部出动，奔赴全国、叩门招商。有时在同一个饭桌上，能碰头好几路招商人马，张新实戏称：“招商小分队成了吃饭游击队！”上海市委接待办一位处长惊讶地说，我们见过全国各地那么多招商的人，从来没有见过档案局的人也出来招商。一个客商当即表示，一个月之内打1000万元到宿迁来投资！

不过，“酒精”考验的公职人员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。2008年，山东省高唐县对该县10个县直机关960名官员进行体检，发现高血脂、脂肪肝等病高发。

2012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一位县直部门官员到北京去招商引资，那段时间，他的神经基本上没有清醒过。粗略估算，他的肚子每天要灌进去5斤酒，包括白酒、红酒、啤酒。

“此行战果颇丰，几个投资项目已经达成意向，还结识了一批北京领导。”他说，“我是一个手里拿着药，一个手里抓着酒瓶子。还有人更厉害，有心脏病的，怀里揣着救心丸，喝酒的时候一点也不少喝。”

而武汉某医院则收治过一名银行行长。这位行长1977年分配到县银行，历任股长、副行长、行长，吃喝应酬推脱不掉，经常在外饮酒，每次一斤左右。后来，他记忆力逐渐减退，忘记自己在哪，东西找不到，智力下降，有时糊涂，到处跑。47岁那年，因弄丢重要的银行票据，被迫下岗回家。

“过度饮酒，就是在欢歌笑语中，直接攻击肝、肾、胃等要害部位。”张传林形象地比喻。

“禁酒令”能够走多远

最近几年，不少地方相继颁行了“禁酒令”。尽管赢来了一片叫好声，但改革者却也因此承担了很大压力。

2007年，河南省信阳市政府下达了“禁酒令”，要求公务员不允许在工作日中午喝酒。其实，早在2005年，河南省纪委就出台了《关于严禁机关工作人员影响公务和形象饮酒行为的暂行规定》。

这份文件申明，本规定的适用对象是全省所有公务人员；如有违反者，情节较轻的，按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和单位进行批评教育，或给予组织处分；情节严重并造成恶劣影响的，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但省纪委文件的第二条第一款后面还有个括号：(重大庆典、重大对省外公务接待活动等除外)。河南多个县市在制订本地“禁酒令”时，都照搬了这个括号。

一个投资考察团到某省辖市考察，中午市长设宴接待。开席之前，市长发话：“很抱歉，因为有‘禁酒令’，我不能喝酒，我让副市长陪大家吧。”市长走后，副市长说：“市长发了话，下午我就不用上班了。”结果喝得酩酊大醉。

但信阳则没有例外，即使省委书记来了，中午照样不给酒喝，另外还雷厉风行处理了164名干部。半年下来，全市招待费中，仅酒类一项就下降30%，节约费用4300多万元，相当于一个小县一年的财政收入。这项改革很快引起全国震动。

有趣的是，随后，河南省酒业协会在安排2008年工作时痛斥：“部分省地市政府规定‘禁止公务人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，明知故犯者，就地免职’，经咨询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。”他们向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省政府法制办提出申请，要求修改甚至撤销这一规定。此事最终不了了之。

2012年，信阳市委书记王铁迁任河南省副省长。人们担心，信阳“禁酒令”会不会人走政息？在现实语境下，很多新政弹性非常之大，常常会以“一把手”和上级的意志为转移。目前，绝大多数“禁酒令”本身道德倡导性内容过多，具体责任追究等细节性规定少，缺乏实际可操作性。信阳的杀手锏是派出督察组四处暗访，最终势必疲于奔命，恐非长久之计。

而从根本上看，只有当权力被束缚，官员真正接受民众监督、向纳税人负责，才能从根本上止住“舌尖上”的浪费。

咸阳“廉政灶”试验

■ 王正攀

2006年，为减少公务接待及餐饮等费用，陕西省咸阳市结合当地实际在全国率先推出了“廉政灶”新政。“廉政灶”实施对象主要为乡镇政府，一般有两间以上专用房、有一名专职炊事员。

当地有一个形象的说法：“炒西葫芦、酸辣土豆丝、青菜炒蘑菇、辣椒炒肉，两小盘豆瓣酱和腐乳，一份锅盔馍，即为当地干部吃的一顿饭，一餐成本约40元，若6个人吃，平均一个人不到7块钱。”

此举开启了公务接待的新风，在当地引起很好的反响，不仅在陕西省全面铺开，还推广到了附近的河南、宁夏等地。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发布后，“廉政灶”制度则更是声名鹊起。

逼出来的“廉政灶”

早在2000年，咸阳市旬邑县、永寿县就陆续出现了“廉政灶”，当时还没有“廉政灶”这一说法。“说得不好听的话，这都是穷出来、逼出来的。”咸阳市纪委党风廉政监察室主任池剑锋坦言。

池剑锋说，旬邑县是咸阳市土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县，位于咸阳北部。北边这五县，在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交界处，是大山区，只能靠天吃饭。因自然环境恶劣，被俗称为“渭北旱”，简而言之就是“穷”。

“2000年，北边几个县财政收入少。当时干部向农民收特产税，各种税让农民苦不堪言。干部的形象也不好。后来，他们主动开了一个灶。”咸阳市纪委党风廉政监察室副主任罗三友回忆。

永寿县监察局副局长祁文博则说：“当时也没想着是创新什么的，就是结合‘没钱、有灶’这么个实际开始的。”

那时的永寿县财政逼仄到了极限。1997年、1998年，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，仅盖学校校舍一项，全县就欠了1000多万元的债务，直到2008年才还清。另外，公务员工资要拖欠半年以上，科级干部每个月300元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干部形象更是一落千丈。

2005年，旬邑县还出现了一些乡镇长期打白条消费，导致餐馆倒闭，引发餐馆老板集体讨债。“每到年关，乡镇大院里就挤满了手拿白条要账的饭店老板。有些行为过激的，甚至买把锁把政府大门给锁上了。”

这才逼出了“廉政灶”的雏形：把乡镇机关食堂办成乡镇公务接待的“灶”。

“廉政灶”改变了什么

王桥镇是咸阳市泾阳县距县城最远的一个镇，这个镇的“廉政灶”办起来后，无论是上头来检查工作、调研的干部，还是到村、组督促工作的镇干部，一律在“廉政灶”用餐。没“廉政灶”之前，干部工作到哪里，用餐就放在什么地方。比如到村里去工作，正赶在饭点上，就由村或居民组招待吃饭，无形中给基层增加了负担。现在有了硬性规定，无论是省里来的大干部，还是镇上自己的干部，全部到镇“廉政灶”就餐。这样，村、组在接待方面就成了“零负担”，很受群众欢迎。

与王桥镇相比，泾干镇就在泾阳县城，迎来送往任务更大一些。“廉政灶”制度未实行时，泾干镇隔三岔五就要在饭馆里招待方方面面的客人，花销大量的接待费不说，如果让这一拨客人吃得好，那一拨客人吃得差些，意见就来了。以前上头来了干部，总琢磨着让人家吃什么，不但要吃饱，还要吃好，现在就到“廉政灶”上吃饭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大家都表示理解。有了“廉政灶”，干部作风转变了，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。

咸阳市“廉政灶”在开办之初，就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约束。咸阳市规定对来客招待实行“三定”：一是定额接待，就是乡镇所有公务接待必须放在“廉政灶”就餐，不得在经营性饭店招待；二是定额开支，来客每人每餐标准为5-20元，不许上烟酒；三是定员陪同，每次接待公务来客用餐，谁主管谁陪同，陪同人数不许超过1：3的比例。咸阳市还规定， 机关干部到乡镇进行业务检查指导时，除去必须在“廉政灶”就餐外，并按每人每餐1.5-5元的标准缴纳就餐费；乡镇干部到村上指导工作，无特殊情况必须返回乡镇“廉政灶”就餐。机关单位干部不得参加乡镇在经营性饭店的公款招待，乡镇干部不得参与村级的公款招待活动。

仅有好的制度还不够，尚需要进一步监督落实。“廉政灶”开办3个月后，咸阳市纪委要求各县对“廉政灶”进行一次大检查。检查结果表明，各乡镇杜绝了在营业性餐馆接待用餐，达到了建立“廉政灶”的目的。

咸阳市的乡镇“廉政灶”是在原机关食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各地办食堂的水平参差不齐，有的乡镇条件十分简陋。咸阳市纪委副书记刘爱群说，全市13个县、市、区根据各自情况，制定了对“廉政灶”的补贴标准。县财政对每个“廉政灶”拨付5000元开办经费，用于餐具的购置，餐厅的整修等，然后每个月再拨给2000元的办灶补助，确保把“廉政灶”办出水平，长期坚持办下去。

咸阳市的“廉政灶”制度得到了陕西省纪委的肯定。2009年，省纪委专门就乡镇“廉政灶”的建设进行调研，并在今年初出台了推行乡镇公务接待“廉政灶”制度意见。

据了解，推行“廉政灶”建设以来，陕西省已有1300多个乡镇办起了“廉政灶”，乡镇公务接待费用支出平均下降40%以上，有效地遏制了基层干部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，促进了基层干部作风的转变。

“廉政灶”能不能进城

然而，细细想来，“廉政灶”推行已经多年了，广西的乡镇有，陕西的乡镇有，四川的乡镇也有，全国各地许多乡镇都曾设立有“廉政灶”。但从目前来看，可以说“廉政灶”一直坚持下来的并不多，而且还是仅限于部分乡镇，“廉政灶”一是没有在乡镇全面“开花”，二是始终没有“进城”。正像媒体所言，“廉政灶可以从基层抓起，但不能局限在乡镇。”乡镇设置“廉政灶”一方面是出于财政上的压力，另一方面是想搞一些廉政建设创新或是控制“三公消费”。但是，只在乡镇设置“廉政灶”是不够的，毕竟乡镇财政有限，有些时候并不具有代表性。“廉政灶”制度创新必须向上一层政府拓展，比如县一级或市一级的政府，工商、税务部门也可以设置“廉政灶”，并且可以把“廉政灶”的模式固定化、标准化。

民间曾经流行一句顺口溜：“革命的小酒天天醉，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。”这话说在点子上。吃吃喝喝，耗掉的不光是公款，更重要的是丢掉了我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，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，败坏了党群干群关系。如果不坚决加以整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因此，遏制吃请风，我们的“廉政灶”不能停留在乡镇，还要让其“进城”，在区县级、地市级、省市级开办“廉政灶”上下功夫、下狠功夫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倡导新作风，出台了“八项规定”。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首次离京视察，从深圳、珠海、佛山到广州，沿途不封路、不清场，不铺红毯，与群众相伴而行，入住普通酒店普通套房，吃自助餐等，为“八项规定”作出表率。目前，改进工作作风的新风已从中央吹到地方，各地正在以实际行动积极跟进。

而推广“廉政灶”的关键，是要进行制度规范。像中央的“八项规定”一样，把“廉政灶”的招待标准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，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标准。无论级别多高，官有多大，公务接待都一丝不苟按照“廉政灶”的规矩来办事，敲钟见响，落地有声。唯如此，“廉政灶”遏制吃请风，才能“红灯”停，“绿灯”行，一路顺风。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委党校、重庆行政学院)

食堂难办

食堂难办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

你想啊，如果在食堂吃，肯定经常会遇到领导，第一次遇见还好，如果经常遇到就不好了，肯定就想回避。

一个乡镇食堂要养6个人，才能保证正常运转。厨师要4000多元一个月，才能找到一个好一点的。中午乡镇干部在食堂就餐，是定标准的。我帮他们算过一笔账，中午满打满算80人吧，每个人6块钱一份饭菜，一餐经营收入也就480元，一个月也就一万块钱。饭店主要是靠酒水来赚钱的，但是，乡镇午餐不准喝酒。我们乡镇离县城太近了，接待在县城多些，食堂晚上基本没生意。

我们乡镇新食堂2008年建成之后，已经换了三个承包人了。第一个承包人时间最长，那个人经营过小饭店，自己做厨师，但是饭菜不是很好。就辞了他。

2011年5月份又换了个承包人。第二个人来了，饭菜质量、服务都很好，但是根本赚不了钱，坚持几个月，也不行了。同年12月，就换了现在这个承包人。

乡镇食堂很难赚钱，可能离县城远一些的食堂相对会好一些。

(——C镇党政办主任)

食堂难管

2002年，乡镇合并的时候就一直有食堂。我们乡镇有规定，就是接待必须到食堂。现在，食堂条件也不差，6个包厢装修得比较好。接待多的时候，6个包间全满，有时候要挤在一起。现在食堂生意不差，但是赚钱少了。

在食堂接待是有标准的，来了什么人，什么级别的领导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的食堂不是自助性质的，还是桌餐。食堂这块菜好限制，但是酒不好限制。酒一般都是乡政府买的，办公室管。什么领导上什么酒没有明确的规定，但是在办公室干的时间长了，你看见来什么人就知道拿什么酒了。

每次接待没有准确数字，只能说个大概。而且这与领导有关系，有些领导管得比较紧，就可以省不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接待这一块还比较宽松，只要跟食堂讲一声，其他不管，只管上菜就行了，没有成本控制。现在严格多了，几人就餐，大概要点几个菜，几荤几素，都要讲清楚。我们自己点菜之后，饭菜开销这块可以减少40%左右。

以前食堂上菜，我们都不过问，现在每天都要到食堂去问问，买了哪些菜，有哪些东西。上面来人的话，再算一下乡里面多少人作陪，然后再点菜。作陪的人分管领导肯定要在，包括部门的负责人，还有部门里面在酒桌上比较能放得开的。那边来的人多，我们这边就多一点，少的话就少一些。如果来的是一把手局长的话，我们这边主要领导是要陪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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